唐末天祐元年(904)，沙陀晋王李克用创建了金城县、应州。后唐天成元年(926)，李克用养子、明宗李嗣源升应州为彰国军，以节度使领之。《续唐书》卷16《地理志》载：“应州，天祐元年置。天成元年，升彰国军节度。领县二：金城、浑源。”天福元年(936)，包括应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终被李嗣源女婿、后晋高祖石敬瑭割让给了契丹。对应州历史文化而言，“沙陀时代”终结，“辽人天下”帷幕掀起。这一时期，应州宗教建筑史上最大的事件是宝宫寺释迦塔的建造。
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
一、辽清宁二年是宝宫寺释迦塔的建成时间
宝宫寺释迦塔何时所建呢?万历《应州志》卷2《营建志》载：佛宫寺，“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敕募建。”同书卷6《艺文志》又有田蕙《重修佛宫寺释迦塔记》载：“余邦人也，尝疑是塔之来久远。当缔造时费将巨万，而难一碑记耶?索之仅得石一片，上书‘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敕募建’数字而已，无他文词。”辽清宁二年(1056)，究竟是宝宫寺释迦塔动工的时间还是完工的时间呢?
有关宝宫寺释迦塔选址应州问题，最重要的依据是《契丹国志》，其书卷13《后妃传》载：“兴宗皇后萧氏，应州人，法天皇后弟枢密楚王萧孝穆之女也。”
看来，辽代帝王贵族中与应州关联较大的主要是辽兴宗仁懿皇后萧挞里及其父萧孝穆。萧挞里家族是辽代名门望族。《仁懿皇后哀册》载：“一门多后妃之贵，四荒秉王侯之权。”张畅耕先生《契丹仁懿皇后与应州宝宫寺释迦塔》(载《辽金史论集》第六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称之为：“一门三后，一家三王。”
但是，有关仁懿皇后萧挞里为应州人的相关记载，主要依据《契丹国志》，《辽史》中无此书写。我们应该如何看《契丹国志》称萧挞里为“应州人”这一记载呢?过去，陈明达先生《应县木塔》(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写道：“说兴宗后是应州人，可能是出生在应州，也可能应州是她的汤沐邑。”
从祖籍上来看，萧挞里似乎不是应州人。萧挞里的祖父萧和，葬地为今辽宁阜新。过去，考古工作者对其墓葬实施发掘后整理公布了《阜新辽萧和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1期)。所以，从籍贯(依祖籍而定)上认为萧挞里为应州人，这是存疑的。
有关辽代的汤沐邑制度，相关资料奇缺，迄今也没有这方面的学术著作。但是，从萧挞里及其家族能够决定宝宫寺释迦塔选址应州来看，大约应州是萧挞里的诞生地，其家族在应州或有部分宅地、田产，所以应州留下了他们重要的活动痕迹。
陈明达先生曾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塔建于清宁二年应是完工的一年。”张畅耕先生与之看法相同。
庆历元年(1041)五月，宋辽纷争再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载：“代州言：‘阳武寨有北界人侵耕禁地，盖由前寨主弥文宝等失巡防所致。请自今缘边诸寨有失巡防致北界侵耕者，准透漏贼盗条论罪。’从之。”同年底，辽兴宗图谋令北宋割瓦桥关南10县地，几起军事冲突，宋辽关系一度恶化。《辽史》卷19《兴宗纪二》载：“上闻宋设关河，治壕堑，恐为边患，与南、北枢密吴国王萧孝穆、赵国王萧贯宁谋取宋旧割关南十县地，遂遣萧英、刘六符使宋。……以宣政殿学士杨佶为吏部尚书、判顺义军节度使事。丁酉，议伐宋，诏谕诸道。”此时的辽兴宗已经与群臣商量讨伐北宋，还将这一命令公布天下。《辽史》卷93《萧惠传》载：“是时帝欲一天下，谋取三关，集群臣议。惠曰：‘两国强弱，圣虑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师老民疲，陛下亲率六军临之，其胜必矣。’”军事攻守形势的变化，要求辽国相应地在边界修筑巨塔以守望宋界。
但是，在辽道宗即位之初，也就是清宁年间，宋辽关系基本稳定，矛盾、争执较大的时候也是在辽咸雍八年或北宋熙宁五年(1072)以后，史称“熙宁争界”。此时，应州彰国军节度使耶律颇的向辽道宗控诉北宋侵占边地，请求交涉。《辽史》卷86《耶律颇的传》载：“咸雍八年，改彰国军节度使。上猎大牢古山，颇的谒于行宫。帝问边事，对曰：‘自应州南境至天池，皆我耕牧之地。清宁间，边将不谨，为宋所侵，烽堠内移，似非所宜。’道宗然之。拜北面林牙。后遣人使宋，得其侵地，命颇的往定疆界。还，拜南院宣徽使。”这样来看的话，辽清宁二年(1056)至咸雍八年(1072)的十多年内，宋辽之间未发生严重的军事对抗事件，清宁二年(1056)不具备修建宝宫寺释迦塔的军事动力。
所以，辽兴宗重熙初年决定修建宝宫寺释迦塔，历时20多年的时间，最终在清宁二年(1056)建成，这样的判断方较为合理。
此外，在至和二年(1055)，也就是宝宫寺释迦塔将要建成的前一年，北宋大臣韩琦、富弼为防备这一守望之塔，建议朝廷在与应州相邻的代州选募弓箭手，以经略边地。《宋史》卷190《兵志四》载：至和二年(1055)，韩琦“曰：‘今代州、宁化军有禁地万顷，请如草城川募弓箭手，可得四千余户。’下并州富弼议。弼请如琦奏。诏具为条……”北宋此时决定将代州、宁化军禁地分给百姓，以之为弓箭手，修建戍栅，与应对数十里之外的宝宫寺释迦塔有一定关联。次年，也就是辽清宁二年或北宋嘉祐元年(1056)，宝宫寺释迦塔最终建成，辽道宗从此有了底气，所以命令使者萧扈伪称代州阳武寨、天池庙侵占了辽国版图，要求宋仁宗予以处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4“嘉祐元年十二月”载：辽骁卫上将军“(萧)扈等言阳武寨天池庙侵北界。”《宋会要辑稿》蕃夷2记此事曰：嘉祐“二年(1057)正月，诏以《河东地界图》示契丹人使。初，萧扈等来贺正，乃言阳武寨、天池庙侵北界土田。”
总之，清宁二年(1056)辽道宗的外交、军事谋划与宝宫寺释迦塔的建成不无关系。同时，为讨母后欢心，辽道宗选定这一年给萧挞里制定了全新尊号。《辽史》卷71《后妃传》载：“道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清宁二年，上尊号曰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广爱宗天皇太后。”大约与此同时，辽道宗还命令割朔州河阴县隶属应州，或许是为壮宝宫寺释迦塔声势。《辽史》卷41《地理志五》载：河阴县，“初隶朔州，清宁中来属。”上述“清宁中”，或许具体就是“清宁二年”。
二、宝宫寺释迦塔的建造过程
从辽人政治、经济、军事等相关活动看，宝宫寺释迦塔的营建脉络基本分为以下4个关键阶段。
（一）动工时间
雍熙北伐后，辽国云、应、朔、蔚等州人民大部被北宋内迁。为安定生产、稳定社稷，辽国采取了很多对策。《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载：统和四年(986)，耶律隆运“上言山西四州数被兵，加以岁饥，宜轻税赋以来流民，从之。”看来，为了安定应州等地农事，辽国实行了轻赋政策，之后民户慢慢多了起来。辽圣宗时，已经在应州设置了转运使(负责经济、财政事务)，反映了这时候应州的农业生产已经占有一定地位。《辽史》卷15《圣宗纪六》载：开泰三年(1014)，“戊申，南京、奉圣、平、蔚、云、应、朔等州置转运使。”在开泰六年(1017)的时候，辽国富庶的南京路发生自然灾害，饥民众多，政府命令云、应、朔等州以粮助之。《辽史》卷15《圣宗纪六》载：开泰六年(1017)，“冬十月丁卯，南京路饥，挽云、应、朔、弘等州粟振之。”辽圣宗时应州及其附近州县农业经济较为发达，成为之后修建宝宫寺释迦塔民工口粮的主要来源。
陈明达先生过去猜测宝宫寺释迦塔始工或在重熙年间(1032-1055)。在这时候，辽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重熙四年(1035)三月，萧挞里被辽兴宗立为皇后。《辽史》卷18《兴宗纪一》载：重熙四年，“三月乙酉朔，立皇后萧氏。”此时，萧挞里子耶律洪基已经4岁。为尊隆信教的萧挞里，或许此时的辽兴宗决定在其诞生地应州建造宝宫寺释迦塔。次年(1036)，辽兴宗巡守应州，视察宝宫寺释迦塔具体选址以及工程勘察事宜。同时，欣喜的辽兴宗领百官游应州附近的黄花山，一天之内居然射中了36头熊。辽兴宗此次巡狩应州、黄花山，大约善于骑射的萧挞里也一同随行。《辽史》卷71《后妃传》载：“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激动不已的辽兴宗认为这是上天护佑，决定以《日射三十六熊赋》为考试题目，在元和殿察看众多士子的水平，最后赐予冯立、赵徽等49人进士的身份，这也是辽代御试进士之始。
《契丹国志》卷13《后妃传》载：“帝(辽兴宗)酷好沙门，纵情无检，后(萧挞里)每伺帝有所失，随即匡谏，多所弘益。”似乎萧挞里本人爱民如子，经常上谏辽兴宗不要过度迷恋宗教、大肆浪费。相同的例子还有《辽史》卷71《后妃传》，其载：“仁慈淑谨，中外感德。凡正旦、生辰诸国贡币，悉赐贫瘠。尝梦重元曰：‘臣骨在太子山北，不胜寒栗。’寤，即命屋之，慈悯类此。”
以上虽然言之凿凿，但大约也多有粉饰。最典型的反例是《仁懿皇后哀册》，其曰：“弘道惟济，好生不伤。崇大雄之妙教，通先哲之灵章。精穷法要，雅识朝纲。建宝塔而创精蓝百千处，即中宫而居永乐迨五十霜。”看来，萧挞里与辽兴宗同样“酷好沙门”，所以方有“建宝塔而创精蓝百千处”之举。
此时，对修建宝宫寺释迦塔而言，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应州城内地质水文条件勘察工作，这涉及承载宝宫寺释迦塔的地基问题。如果地基不稳，何来上层建筑?迄今为止，释迦塔地基自然沉降稳定，这是释迦塔能够屹立900多年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地理保障。看来，辽兴宗在选用都料匠时，必定费尽了苦心。这位都料匠也不负众望，在营造法式上博采众长，修建了宇内独一无二的释迦塔。为衬托释迦塔的威严，辽兴宗下令将其建在了应州城的最中央，宝宫寺其它附属建筑以释迦塔为中心陆续营造，同时也改变了应州城内官府以及民居等建筑的整体布局。等明洪武初年应州知州陈立诚下令缩城后，释迦塔的相对位置演变为州城的西北角，这是后话。
（二）重熙增币
在辽国动工建造宝宫寺释迦塔的同时，北宋也积极修筑雁门军栅以备之。重熙十一年(1042)，辽兴宗以战争之态威胁北宋，要求割地。《辽史》卷19《兴宗纪二》载：重熙十一年正月，辽兴宗“遣南院宣徽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使宋，取晋阳及瓦桥以南十县地;且问兴师伐夏及沿边疏浚水泽、增益兵戍之故。”此时的北宋与西夏多次交战未能取胜，所以朝廷上下决定让步，在割地、赔款等几种方式中，采取了后者。北宋最终答应辽国每年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此外将输送岁币称为“纳”，史称“重熙增币”。这对辽国而言，不管从物质还是姿态上，被认为是对北宋的一种全面压制。
其实，辽兴宗此次以军事姿态威胁北宋的企图，主要还是为谋取物质财富，同时实现外交上的主动与上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庆历二年”载：“时契丹实固惜盟好，特为虚声以动中国，中国方困西兵，宰相吕夷简等持之不坚，许与过厚，遂为无穷之害。”
拿了好处的辽兴宗很是欣喜，不仅大宴群臣，还为萧挞里制定了新的尊号，以其子耶律洪基为燕王。《辽史》卷19《兴宗纪二》载：“帝喜，宴群臣于昭庆殿。是日，振恤三父族之贫者。辛卯，仁先、刘六符还，进宋国誓书。冬十一月丁亥，群臣加上尊号曰聪文圣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册皇后萧氏曰贞懿宣慈崇圣皇后。太赦。梁王洪基进封燕国王。”
咸雍八年(1072)，范阳王鼎编撰、沙门志延书写的《大辽蓟州神山云泉寺记》曰：“佛法西来，天下响应。国王大臣与其力，富商强贾奉其赀，智者献其谋，巧者输其艺，互相为劝，惟恐居其后也。故今海内塔庙相望，如睹史之化成，似耆阇之涌出。”在他们看来，辽国界内之所以能够“塔庙相望”，主要是国王大臣、雄商巨贾、庶民百姓的积极谋划、参与。以上虽记述辽国蓟州神山云泉寺，其实，宝宫寺释迦塔的修建也是这样。重熙增币以后，辽国每年能够从北宋获取金帛50万，这成为国家层面修建宝宫寺释迦塔最基本的物质保障。
（三）大同升京
朔州市辽枕芳园栖灵寺碑载：“枕芳园，右临广路，面欺玉塞之戎阃，背倚金城之戍楼。”镌碑年代为乾统七年(1107)五月十七日甲时。“玉塞”、“金城之戍楼”，在今天何处呢?张畅耕先生《朔县辽杭芳园栖灵寺碑考》(《辽金史论集》第二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认为：“玉塞”为宋辽国界要津雁门关，“金城戍楼”为宝宫寺释迦塔，这是很合理的判定。
重熙十三年(1044)，辽帝国将云州升为西京。《辽史》卷48《百官志四》载：“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辽朝南京、中京经济发达，所以官府多财赋官;西京地处辽、宋、夏3方势力相交之处，为辽帝国西南重镇，所以多边防官，戍有重军。
事实上，辽自初创西京时，已下了很大力气从军事上予以经营，这方面有包拯的上书能够予以佐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7“庆历五年”载：“臣昨奉命出境，敌中情伪，颇甚谙悉。自创云州作西京以来，不辍添置营寨，招集军马，兵甲粮食，积聚不少，但以西讨为名，其意殊不可测。缘云州至并、代州甚近，从代州至应州城壁，相望只数十里，地绝平坦，此南与北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庆历五年”，即重熙十四年，公元1045年，为西京创建的第二年。西京政治军事地位上升后，应州等临近地域也极力修建营寨，对代州等宋朝边地造成一定威胁，所以包拯建议朝廷以代州为防御中心，近早准备。
应州距离大同约120里，为近畿之地。辽国以大同为西京之后，其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急剧升格，必然要求朝廷上下越发重视宝宫寺释迦塔的建造。此后，宝宫寺释迦塔吸引了辽国各方面的视线，在多方助力之下，其建造过程较过往又快了很多。
但是，此时宝宫寺释迦塔初建不久，离成型还早，所以北宋方面在军事防备的同时，对临近应州的代州仍略有忽视。《宋会要辑稿》兵27载：庆历五年(1045)“诏下沿边议，而议者以为岢岚、火山军其地可耕，而代州、宁化军去虏近，不可使民尽耕也。’从之。”看来，北宋虽然允许缘边岢岚、火山军人户在禁地从事生产，但代州距离辽国太近，为军事要防，担心再生边事，所以禁止人民经营禁地。
（四）道宗赐额
万历《应州志》卷2《营建志》载：佛宫寺，“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敕募建。至金明昌四年，增修益完。塔曰‘释迦’，道宗皇帝赐额。”
过去，有部分学者认为辽代习惯称僧人为“沙门”，很少使用“和尚”之语。此外“田和尚”亦俗亦僧，不合时宜。所以，他们对“田和尚奉敕募建”之语多予以质疑。2007年，学者翟禹在朔州市平鲁区高石庄乡败虎堡发现一块辽代天庆八年(1118)经幢残件，六面柱体形，残高0.18米，对宽0.27米，正文19行，每行存4-5字。其录文有一句很关键的记载：“和尚僧行该”。看来，辽国对僧人也有“和尚”的称呼。
以上有关田和尚的记载，来自万历年间应州人田蕙，其《重修佛宫寺释迦塔记》称“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敕募建”这一关键性的记载是来自“石一片”，质地如此简陋，反映了或许是民间刻工所为，代表的是民间力量对修建宝宫寺释迦塔的参与。正如《大辽蓟州神山云泉寺记》所记：“国王大臣”代表的是官方，“富商强贾”、“智者”、“巧者”代表民间，这正是“田和尚奉敕募建”的由来。“奉敕”反映的是天子以及官方的谋划、决策、参与，“募建”反映了来自民间的助力。宝宫寺释迦塔正是在官方以及民间众人的合力之下，方能建成。
宝宫寺释迦塔的勘察、建造过程，自重熙四年(1035)迄清宁二年(1056)，历经22年的时间。辽道宗在为母后萧挞里重上尊号的同时，赐予“释迦塔”题额，代表国家层面正式宣布宝宫寺释迦塔建成。
有关“宝宫寺”之名的由来，宿白先生《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文物》1985年第7期)写道：“仁懿皇后父晋国王萧孝穆，重熙间‘称国宝臣，目所著文曰宝老集’，宝宫寺名即因此而得，是应州宝宫寺即孝穆一系之家庙。”如果“宝”代表的是辽兴宗时期的“国宝臣”萧孝穆，“宫”或许是其时后宫之主萧挞里。所以，“宝宫寺”之名，应该是为尊隆萧挞里及其家族。又或许，早在辽兴宗时期，已经拟定好了“释迦塔”这个名字，等建成后，辽道宗遵从祖制，正式赐予“释迦塔”题额。
961年3月4日，佛宫寺释迦塔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宝宫寺释迦塔选址应州的历史军事地理考察
宝宫寺释迦塔之所以选址应州，与重熙年间宋辽历史军事地理形势大有关联。
（一）北宋“雁门十八隘”军事防御体系的修建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后，辽朝版图扩大，又有人民，又据形胜，国力大为上升。北宋诞生后，为守卫代州、太原等河东重地，建立了雁门十八隘等军事防线。《读史方舆纪要》卷40《山西二》载：“自古称雁门形胜，甲于天下。”光绪《代州志》卷3《地理志》曰：“(雁门)十八隘自宋有之，宋失山后，以此为防。”
宋时的代州为大郡、要郡，辖雁门、繁畤、五台、崞4县，与辽地应州相邻的主要是繁畤县。宋朝在繁畤建有繁畤、茹越、大石、义兴冶、宝兴军、瓶形、梅回、麻谷8个营砦，称其为军事要塞也不为过。
但是，雁门十八隘具体为何呢?依据《宋史》卷86《地理志二》，代州自繁畤县8砦之外，还有雁门县西陉、胡谷、雁门3砦以及崞县楼板、阳武、石峡、土墱4砦，总计15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西备录·代州志》载：“介乎东者则水峪、胡峪、马兰、茹越、小石、大石、太安、团城、凌云、葫卢焉，介乎西者则太和、白草、八岔、小莲、夹柳、燕水、雕窝、玄冈焉，是所名十八隘者也，自宋有之。”
大约在宋真宗时期，为防备辽国，决定“塞雁门”。《宋史》卷290《张耆传》载：“帝(宋真宗)以(张)耆历河东，稔边事，召耆至宣和阁，问地里险易状。耆因言：‘云、应、蔚、朔四郡，间遣人以文移至并、代间，非觇边虚实，即欲熟道路。宜密谕代州，使自云、应、蔚至者由大石谷入，自朔至者由土墱入，余间道皆塞之以示险。’”所以，大约雍熙北伐之后，为防备辽国侵犯，北宋决定自大石、土墱之外，雁门其余道路“皆塞之以示险”，这也成为之后辽兴宗重熙初年施以军事威胁的托词之一。《宋史》卷313《富弼传》载：“契丹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将以何为?……(富)弼又曰：‘塞雁门者，以备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旧，民兵亦补阙，非违约也。’”看来，不管是辽兴宗还是北宋使臣富弼均承认“塞雁门”是事实。至于富弼认为“塞雁门”是为防备西夏元昊，任凭谁也不会相信这样的理由。
重熙九年(1040)，辽以朔州宁远县地置武州。《辽史》卷41《地理志五》载：“武州，宣威军，下，刺史……重熙九年复武州，号宣威军。”本来辽国与“雁门十八隘”相邻的边州有朔、应、蔚3州，但朔州版图过大，民户反而不多，大约是为分担朔州军事压力，所以分朔州地建武州。同时，赐武州号“宣威军”，或许也与应对北宋土墱寨、经营土墱路有关。
这样，为抗衡北宋“雁门十八隘”，辽国由西向东建立了3个军额：顺义军节度使，领朔、武2州;彰国军节度使，领应州1州;忠顺军节度使，领蔚州1州。所以，朔州、应州、蔚州3座军城必然是辽国经略的重心，但是从军事地理角度看，距离北宋“雁门十八隘”最近的是应州城，其军事守望作用也最大。
（二）应州历史军事地理形势的变动
宝宫寺释迦塔早在辽乾统七年(1107)已经有了“金城戍楼”的美誉。《说文解字》中，“戍”的含义是“守边”。宝宫寺释迦塔坐落在应州城内，“戍守”的自然是应州城。万历《应州志》卷2《营建志》载：宝宫寺释迦塔，“高三百六十尺，围半之，六檐八角，上下皆巨木为之。层如楼阁，玲珑宏敞，宇内浮图，足称第一。”看来宏巨的宝宫寺释迦塔是适合军事瞭望的。至于其瞭望的对象，必然是宋朝“雁门十八隘”一线，具体应是茹越、大石口、小石峪、北楼口等方向宋朝的城寨以及军事活动。
万历《应州志》卷1《地理志》载：“小石峪，去城东南三十里，南通繁峙县。……北楼口，去城东南四十里，南通繁峙县，朗岭关在此口中，往来通行人。茹越口，去城正南四十里，南通繁峙县，设有巡检司。”
此外，《武经总要》卷17载：“茹越寨，距河二里，西南至胡谷寨四十里，北至契丹应州界，有谷路七，三通车骑，四通行人。”《武经总要》为北宋时人曾公亮、丁度所撰，大约此时茹越寨已经为兵家所重。茹越口本为后唐末帝李从珂时期应州彰国军节度使所修，以讨契丹，至创建宝宫寺释迦塔时已有100年历史。《应州续志》卷1《方舆志》载：“五代唐末帝诏应州修茹越口，忻州修堙石岭，开左右道路，将以偏师捣契丹也。”此外，《读史方舆纪要》卷40《山西二》亦载：繁峙“县北二十里有谷，路通大同应州。山下旧有茹越镇，亦曰茹越口，为戍守处。”
《宋史》卷272《杨业传》又载：“(杨)业谓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名将杨业认为由代州攻取应州最近最安全的路线是过大石路，看来大石路历史悠久。
正如《宋史》卷290《张耆传》所言：名臣张耆认为辽朝使者如果自云、应、蔚等地来代州，不能任其勘测道路、方位、军事布防等，建议朝廷让他们从大石谷入;自朔州至者则令其过土墱路。今天的省道205线，过应县大石口村，与繁峙、五台相连。而在宋代，今繁峙、五台均为代州属地。从今应县木塔东南方向步行，至大石口村不过30余里，这曾是宋辽时期重要的行军路线，向来被重视不已。换言之，“雁门十八隘”一线，在宋真宗朝以后较为重要的是西线的朔州土墱路以及东线的应州大石路，其余道路多“塞之以示险”。
辽宋河东“雁门十八隘”一线历史军事地理形势的变动，使应州军事地位有了质的升格，所以辽兴宗时已经谋划在其地修筑巨塔以守望北宋边地。
佛宫寺
至于有人质疑宝宫寺释迦塔为何没有选址军事重镇大同，反而定在了地处边陲的应州城，上文已猜测宝宫寺释迦塔的修建时间为重熙四年(1035)。此时，大同还未升格为西京。而且，从军事上看，大同距离北宋河东重镇代州有很大一段距离，筑塔无以守望宋国边防。
刘 冬
